第94章 文武失衡！于谦的功绩？
错了吗？
于谦陷入了茫然，一言不发。
张辅见状嘆了口气。
回想起歷史上土木堡战后的惨状，京营五十万精锐尽丧，英国公、成国公等数十位勛贵武將战死沙场，京城守军不足十万，且多为老弱残兵，甲冑破旧、军械残缺，连像样的战斗力都没有。
瓦剌大军裹挟著被俘的天子，兵锋直逼城下，朝堂之上南迁之议沸沸扬扬，徐有贞之流甚至搬出天文歷数，声称天命已去，唯有南迁才能避祸。
彼时的大明，就如风中残烛，稍有不慎便会重蹈南宋覆辙，偏安一隅，苟延残喘。
若不是于谦挺身而出，怒斥南迁之论，以“京师乃天下根本，一动则大事去矣”稳定人心，又连夜整合防务、调兵勤王，亲自督战德胜门，以文官之身扛起军国重任，恐怕这大明江山早已易主。
所以，于谦扶大厦於將倾、挽狂澜於既倒，民族英雄，擎天之臣，所言非虚！
可张辅同样记得，朱祁鈺登基后，于谦是如何一步步將兵权收归兵部，攫取到文臣縉绅手中的。
他废除了五军都督府的旧制，设立团营，將调兵权与统兵权尽数握在手中，昔日制衡文官的勛贵武將集团，在土木堡之变后元气大伤，再也无力与文官集团抗衡，于谦儼然成为大明军事中枢的核心人物。
朝堂之上，他的话语权无人能及，“帝知谦深，所论奏无不从”，连吏部尚书王直都自嘆不如，凡事推让於他。
国难当头之际，于谦以兵部尚书之职临危受命，不仅主导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，更藉机对军事体系进行了彻底重构——他废除了五军都督府的旧制，將调兵权与统兵权尽数收归兵部，遴选京营残兵与各勤王军组建团营，由自己直接节制。
至此，大明兵权彻底落入文官之手，武將沦为纯粹的执行工具，文武失衡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。
景泰帝朱祁鈺，从登基之初就带著“文臣傀儡”的烙印。
他能坐上龙椅，全靠于谦等文官集团的鼎力扶持，朝堂话语权自然被文官牢牢掌控。
当朱祁鈺想废掉朱祁镇之子朱见深，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时，竟不得不放下帝王尊严，通过太监兴安、王诚、舒良等向群臣行贿——首辅陈循、次辅高谷各得百两黄金，其余阁臣每人五十两，四品以上官员皆获封赏，用金银换取改立储君的“合法性”。
如此荒诞的场景，恰恰印证了文官集团的强势：连帝王的家事，都需得到文官首肯，否则寸步难行。
朱祁鈺並非甘当傀儡之辈，眼见文官势力日益膨胀，他也试图重用武勛制衡。
在北京保卫战中立功的石亨被提拔为武清侯，总领京营兵马，与于谦共同执掌团营；宦官曹吉祥也被委以监军之职，节制部分兵力。
可此时的武將早已没了明初的独立性，石亨虽手握兵权，却处处受制於兵部的调遣与文官的弹劾，连侄子石彪违法都被于谦严词参奏，两人由此结怨。
朱祁鈺的制衡之术，既没能扶起武勛集团，反而激化了文武矛盾。
景泰八年，石亨、曹吉祥眼见朱祁鈺病重，为求自保与富贵，索性联合徐有贞发动夺门之变，迎回朱祁镇復辟，景泰帝的制衡努力最终以王朝动盪告终。
朱祁镇復辟后，对文官集团当年拥立朱祁鈺、幽禁自己的行径恨之入骨，决心重拾文武制衡。
他大肆封赏石亨、曹吉祥等夺门功臣，封石亨为忠国公，曹吉祥为司礼太监，让他们统领京营、掌控特务机构，全力压制文官縉绅。
石亨藉机安插亲信，四千余部下冒领功赏，各地守將纷纷侧目；曹吉祥则让侄子曹钦等执掌兵权，宦官势力一度气焰囂张。
可朱祁镇忘了，歷经土木堡之变，武勛集团早已没了制衡文官的实力与格局，掌权后的石亨、曹吉祥只知擅权乱政、侵夺民田，反而对朝政造成更大破坏。
天顺三年，石亨、石彪父子因手握兵权遭朱祁镇猜忌，石彪被下狱，石亨隨后病死狱中；次年，曹吉祥、曹钦父子发动叛乱，兵败后被凌迟处死，史称“石曹之变”。
朱祁镇的制衡尝试，最终以武將叛乱、朝堂再次洗牌收场。
经此一役，文官集团彻底看清武勛与宦官的不堪大用，更借石曹之乱进一步巩固了话语权——此后，武將地位一落千丈，即便如戚继光这般名將，也需依附张居正等文官才能施展抱负；宦官监军虽延续，却再也无法对文官集团构成实质威胁。
从于谦收归兵权开始，大明的文武天平便彻底向文官倾斜。
景泰帝的行贿举动、朱祁镇的扶武抑文，都试图扭转局面，却皆因根基已坏而失败。
后世大明帝王们，亦在这文武失衡的泥潭里反覆挣扎，终究难破困局。
成化帝朱见深继位后，眼见文官集团盘根错节，朝堂话语权尽被把持，便试图重拾皇权威严，一面重用汪直等宦官，设立西厂监察百官，一面扶持武將势力，想要打破文官垄断。
可这般强硬手段，却被文臣们口诛笔伐，將他描绘成宠信奸佞、沉迷后宫的昏君，骂名流传百年。
弘治皇帝朱祐樘则反其道而行之，他宽厚仁和，对文官集团几乎言听计从，朝堂之上凡事皆与阁臣商议，从不轻易乾纲独断。
这般垂拱而治的姿態，正中文官下怀，他们便不遗余力地称颂其为“弘治中兴”之主，將其捧上贤明君主的神坛，可这所谓的中兴，不过是皇权对文官集团的妥协，大明的军政格局，依旧是文官说了算，跟建文朝廷比起来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到了武宗朱厚照，性子比成化帝还要简单粗暴，他不喜文官的迂腐说教，偏爱与武將勛贵为伍，自封“总督军务威武大將军总兵官”，亲自领兵出征，又重用刘瑾等宦官制衡文官。
这般公然与文臣集团亮刀子的行径，彻底触怒了文官集团。
於是，武宗被描绘成荒淫无道、耽於玩乐的昏君，不仅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，连壮年落水后暴毙的死因，都被蒙上了一层不明不白的疑云。
呵，大明皇帝易溶於水？
唯独嘉靖帝朱厚熜是个变数，当年文官集团迎立这位藩王入继大统，本以为选了个无权无势、易於掌控的听话天子，殊不知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帝王，一登基便掀起“大礼议”之爭，以雷霆手段逼退首辅杨廷和，把文臣縉绅吊起来打，將皇权牢牢攥在手中。
此后数十年，嘉靖帝深諳帝王权术，借“议礼之爭”分化文官集团，又用严嵩、徐阶等人互相倾轧，自己则高居紫禁城万寿帝君之位，將文臣集团玩弄於股掌之间，硬生生把文官们自以为稳操胜券的棋局，搅了个天翻地覆。
嘉靖之后，朝堂话语权彻底落入文臣集团手中，武將勛贵沦为文官学士的看门犬、应声虫，诸如俞龙戚虎这等名將也只能仰文官鼻息，看督抚脸色，方能施展拳脚。
俞大猷身怀绝世兵法，主张水师与陆军协同作战，却因不懂钻营，屡屡被文官弹劾罢官，空有荡平倭寇的抱负，只能在一次次起復与贬謫中蹉跎岁月；戚继光练兵如神，一手打造的戚家军横扫东南倭寇、北御蒙古铁骑，堪称大明军魂，可他也不得不放下武將的傲骨，攀附张居正这棵大树。
戚继光常年向张居正馈送厚礼，甚至不惜重金购买美女进献，只为换得一个稳固的练兵之地与调兵之权。
张居正掌权之日，戚家军便能粮草充足、军械精良，所向披靡；张居正一死，文官集团立刻对戚继光群起而攻之，將他罢官夺职，遣返故里，最终鬱鬱而终。
那些曾在开国之初叱吒风云的勛贵家族，更是彻底沦为摆设。
他们虽顶著世袭爵位，却连京营的实际指挥权都摸不到，只能在朝堂上附和文官的论调，替文臣集团摇旗吶喊。
边关將领的任免、粮草军械的调拨、甚至作战方略的制定，皆由文官出身的督抚、经略一手把持，武將不过是执行命令的工具。
偶有不甘沉沦的武將试图抗爭，换来的便是文官集团以“擅权干政”、“剋扣军餉”的罪名罗织构陷，轻则罢官流放，重则身首异处。
大明的武备，就在这般文武失衡的畸形格局中日益废弛，待到后金铁骑踏破辽东，朝堂之上竟找不出一位能统筹全局的统帅，只能眼睁睁看著江山倾覆，徒留一声嘆息！
不可否认的是，在于谦的推动之下，文官集团借土木堡之变的契机，牢牢掌控了军政大权，形成了“文官治国”的固定格局。
这种失衡，並非简单的权力爭夺，而是彻底改变了大明的国运走向——此后百余年间，文官集团虽能维繫內政稳定，却因缺乏武將的战略视野与血性，在对外战爭中屡屡保守避战，最终让大明在內耗与外患中走向覆灭，而那场始於土木堡的文武失衡，正是这一切的开端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于谦于少保的……功绩？
于谦陷入了茫然，一言不发。
张辅见状嘆了口气。
回想起歷史上土木堡战后的惨状，京营五十万精锐尽丧，英国公、成国公等数十位勛贵武將战死沙场，京城守军不足十万，且多为老弱残兵，甲冑破旧、军械残缺，连像样的战斗力都没有。
瓦剌大军裹挟著被俘的天子，兵锋直逼城下，朝堂之上南迁之议沸沸扬扬，徐有贞之流甚至搬出天文歷数，声称天命已去，唯有南迁才能避祸。
彼时的大明，就如风中残烛，稍有不慎便会重蹈南宋覆辙，偏安一隅，苟延残喘。
若不是于谦挺身而出，怒斥南迁之论，以“京师乃天下根本，一动则大事去矣”稳定人心，又连夜整合防务、调兵勤王，亲自督战德胜门，以文官之身扛起军国重任，恐怕这大明江山早已易主。
所以，于谦扶大厦於將倾、挽狂澜於既倒，民族英雄，擎天之臣，所言非虚！
可张辅同样记得，朱祁鈺登基后，于谦是如何一步步將兵权收归兵部，攫取到文臣縉绅手中的。
他废除了五军都督府的旧制，设立团营，將调兵权与统兵权尽数握在手中，昔日制衡文官的勛贵武將集团，在土木堡之变后元气大伤，再也无力与文官集团抗衡，于谦儼然成为大明军事中枢的核心人物。
朝堂之上，他的话语权无人能及，“帝知谦深，所论奏无不从”，连吏部尚书王直都自嘆不如，凡事推让於他。
国难当头之际，于谦以兵部尚书之职临危受命，不仅主导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，更藉机对军事体系进行了彻底重构——他废除了五军都督府的旧制，將调兵权与统兵权尽数收归兵部，遴选京营残兵与各勤王军组建团营，由自己直接节制。
至此，大明兵权彻底落入文官之手，武將沦为纯粹的执行工具，文武失衡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。
景泰帝朱祁鈺，从登基之初就带著“文臣傀儡”的烙印。
他能坐上龙椅，全靠于谦等文官集团的鼎力扶持，朝堂话语权自然被文官牢牢掌控。
当朱祁鈺想废掉朱祁镇之子朱见深，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时，竟不得不放下帝王尊严，通过太监兴安、王诚、舒良等向群臣行贿——首辅陈循、次辅高谷各得百两黄金，其余阁臣每人五十两，四品以上官员皆获封赏，用金银换取改立储君的“合法性”。
如此荒诞的场景，恰恰印证了文官集团的强势：连帝王的家事，都需得到文官首肯，否则寸步难行。
朱祁鈺並非甘当傀儡之辈，眼见文官势力日益膨胀，他也试图重用武勛制衡。
在北京保卫战中立功的石亨被提拔为武清侯，总领京营兵马，与于谦共同执掌团营；宦官曹吉祥也被委以监军之职，节制部分兵力。
可此时的武將早已没了明初的独立性，石亨虽手握兵权，却处处受制於兵部的调遣与文官的弹劾，连侄子石彪违法都被于谦严词参奏，两人由此结怨。
朱祁鈺的制衡之术，既没能扶起武勛集团，反而激化了文武矛盾。
景泰八年，石亨、曹吉祥眼见朱祁鈺病重，为求自保与富贵，索性联合徐有贞发动夺门之变，迎回朱祁镇復辟，景泰帝的制衡努力最终以王朝动盪告终。
朱祁镇復辟后，对文官集团当年拥立朱祁鈺、幽禁自己的行径恨之入骨，决心重拾文武制衡。
他大肆封赏石亨、曹吉祥等夺门功臣，封石亨为忠国公，曹吉祥为司礼太监，让他们统领京营、掌控特务机构，全力压制文官縉绅。
石亨藉机安插亲信，四千余部下冒领功赏，各地守將纷纷侧目；曹吉祥则让侄子曹钦等执掌兵权，宦官势力一度气焰囂张。
可朱祁镇忘了，歷经土木堡之变，武勛集团早已没了制衡文官的实力与格局，掌权后的石亨、曹吉祥只知擅权乱政、侵夺民田，反而对朝政造成更大破坏。
天顺三年，石亨、石彪父子因手握兵权遭朱祁镇猜忌，石彪被下狱，石亨隨后病死狱中；次年，曹吉祥、曹钦父子发动叛乱，兵败后被凌迟处死，史称“石曹之变”。
朱祁镇的制衡尝试，最终以武將叛乱、朝堂再次洗牌收场。
经此一役，文官集团彻底看清武勛与宦官的不堪大用，更借石曹之乱进一步巩固了话语权——此后，武將地位一落千丈，即便如戚继光这般名將，也需依附张居正等文官才能施展抱负；宦官监军虽延续，却再也无法对文官集团构成实质威胁。
从于谦收归兵权开始，大明的文武天平便彻底向文官倾斜。
景泰帝的行贿举动、朱祁镇的扶武抑文，都试图扭转局面，却皆因根基已坏而失败。
后世大明帝王们，亦在这文武失衡的泥潭里反覆挣扎，终究难破困局。
成化帝朱见深继位后，眼见文官集团盘根错节，朝堂话语权尽被把持，便试图重拾皇权威严，一面重用汪直等宦官，设立西厂监察百官，一面扶持武將势力，想要打破文官垄断。
可这般强硬手段，却被文臣们口诛笔伐，將他描绘成宠信奸佞、沉迷后宫的昏君，骂名流传百年。
弘治皇帝朱祐樘则反其道而行之，他宽厚仁和，对文官集团几乎言听计从，朝堂之上凡事皆与阁臣商议，从不轻易乾纲独断。
这般垂拱而治的姿態，正中文官下怀，他们便不遗余力地称颂其为“弘治中兴”之主，將其捧上贤明君主的神坛，可这所谓的中兴，不过是皇权对文官集团的妥协，大明的军政格局，依旧是文官说了算，跟建文朝廷比起来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到了武宗朱厚照，性子比成化帝还要简单粗暴，他不喜文官的迂腐说教，偏爱与武將勛贵为伍，自封“总督军务威武大將军总兵官”，亲自领兵出征，又重用刘瑾等宦官制衡文官。
这般公然与文臣集团亮刀子的行径，彻底触怒了文官集团。
於是，武宗被描绘成荒淫无道、耽於玩乐的昏君，不仅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，连壮年落水后暴毙的死因，都被蒙上了一层不明不白的疑云。
呵，大明皇帝易溶於水？
唯独嘉靖帝朱厚熜是个变数，当年文官集团迎立这位藩王入继大统，本以为选了个无权无势、易於掌控的听话天子，殊不知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帝王，一登基便掀起“大礼议”之爭，以雷霆手段逼退首辅杨廷和，把文臣縉绅吊起来打，將皇权牢牢攥在手中。
此后数十年，嘉靖帝深諳帝王权术，借“议礼之爭”分化文官集团，又用严嵩、徐阶等人互相倾轧，自己则高居紫禁城万寿帝君之位，將文臣集团玩弄於股掌之间，硬生生把文官们自以为稳操胜券的棋局，搅了个天翻地覆。
嘉靖之后，朝堂话语权彻底落入文臣集团手中，武將勛贵沦为文官学士的看门犬、应声虫，诸如俞龙戚虎这等名將也只能仰文官鼻息，看督抚脸色，方能施展拳脚。
俞大猷身怀绝世兵法，主张水师与陆军协同作战，却因不懂钻营，屡屡被文官弹劾罢官，空有荡平倭寇的抱负，只能在一次次起復与贬謫中蹉跎岁月；戚继光练兵如神，一手打造的戚家军横扫东南倭寇、北御蒙古铁骑，堪称大明军魂，可他也不得不放下武將的傲骨，攀附张居正这棵大树。
戚继光常年向张居正馈送厚礼，甚至不惜重金购买美女进献，只为换得一个稳固的练兵之地与调兵之权。
张居正掌权之日，戚家军便能粮草充足、军械精良，所向披靡；张居正一死，文官集团立刻对戚继光群起而攻之，將他罢官夺职，遣返故里，最终鬱鬱而终。
那些曾在开国之初叱吒风云的勛贵家族，更是彻底沦为摆设。
他们虽顶著世袭爵位，却连京营的实际指挥权都摸不到，只能在朝堂上附和文官的论调，替文臣集团摇旗吶喊。
边关將领的任免、粮草军械的调拨、甚至作战方略的制定，皆由文官出身的督抚、经略一手把持，武將不过是执行命令的工具。
偶有不甘沉沦的武將试图抗爭，换来的便是文官集团以“擅权干政”、“剋扣军餉”的罪名罗织构陷，轻则罢官流放，重则身首异处。
大明的武备，就在这般文武失衡的畸形格局中日益废弛，待到后金铁骑踏破辽东，朝堂之上竟找不出一位能统筹全局的统帅，只能眼睁睁看著江山倾覆，徒留一声嘆息！
不可否认的是，在于谦的推动之下，文官集团借土木堡之变的契机，牢牢掌控了军政大权，形成了“文官治国”的固定格局。
这种失衡，並非简单的权力爭夺，而是彻底改变了大明的国运走向——此后百余年间，文官集团虽能维繫內政稳定，却因缺乏武將的战略视野与血性，在对外战爭中屡屡保守避战，最终让大明在內耗与外患中走向覆灭，而那场始於土木堡的文武失衡，正是这一切的开端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于谦于少保的……功绩？